回顾历史，唐初最为浓墨重彩的历史事件莫过于“玄武门之变”，这场残酷而血腥发政变发生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由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发动，以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的惨死而宣告结束。千百年来，史家与学者总是热衷于争论和探讨这场政变的来龙去脉和具体细节，却忽略了这场政变的真正性质——李世民及其麾下武将集团所发动的“玄武门之变”，直接挑战儒家与法家两大学说的底线，甚至不啻于是一场灵魂拷问。
▲唐代玄武门数字化复原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最终脱颖而出的是要属儒家与法家两大学派，其中儒家学说由孔子所创，经汉代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经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等流派发扬光大，成为古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相比儒家，法家学说在先秦时期就已成型，经秦朝李斯、汉代张良以及历代封建王朝而日臻完善。封建统治者虽然推崇“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以儒家学说统治国民精神、以法家学说规范民众行为，然而他们又屡屡践踏这两大学说，最为典型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所发动的“玄武门之变”。
当朝开国太子在上朝途中于皇宫禁内突遭皇弟伏击，一箭穿心而亡，全家上下数百口更被昔日属下屠戮殆尽，同时血溅魂飞还有齐王与其家小。多年之后，贞观朝诸臣为维护李世民的“明君”形象，开始在史书上极力贬低李建成并拔高李世民，将这场血腥政变美化成正义、被迫且无奈之举。后代文人遮掩不下去，又将其转述为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完全罔顾该事发生的历史背景。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突厥屡屡犯境，李元吉随李世民屯驻于豳州，取得了一定军权。另一方面，高祖李渊曾想派秦王李世民守卫洛阳，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却一致认为这会使李世民在洛阳建立自己的势力，于是出面反对，此事遂作罢。这两件事都使李世民军权旁落，于是他不顾外敌入侵和国家危亡，悍然发动政变，血腥屠杀兄弟嫂侄，还逼迫父皇李渊禅位，自己登基称帝，而这一系列动作也导致李建成旧部在各地发动叛乱，狼烟再起，突厥也乘势兵临长安城下。从传统伦理、民族大义与国家根本利益来看，李世民以弟杀兄、以子逼父和以臣犯君等政变行为极其可耻，对比李氏父子所推崇制定的儒家道德标准与法家朝纲法度，显然极为讽刺。
武德及贞观年间，李渊及李世民为免重蹈隋朝覆辙，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此后历任统治者不断对其加以完善，使唐朝法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空前完备的存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高祖李渊命太子李建成、户部尚书刘文静等人对隋《开皇律令》进行增删，制定五十三条新格，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正式颁行，是为《武德律》。该律共十二篇、五百条，此后唐朝统治者又制定了《武德式》和《唐律疏议》等严密法典。然而这些完备法制在封建强权者李世民手中，仍旧沦为一纸空文。
▲《唐律疏议》
从法制角度来看，李建成无罪当诛，即使是被贞观君臣歪曲篡改过的大唐史书，也没有可以判处李建成极刑的罪责。事实上，唐史对于李建成的描述可谓自相矛盾，颇有些欲盖弥彰的意味——李建成在唐初起兵反隋之时，军功政绩极为优秀，定西河、下绛县、攻永丰、驻潼关、破长安，功绩并不逊色于李世民。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建成又在其弟李世民二次兵败山东河北之时，临危受命率军出征，以恩威并施之策平定了勾结突厥的刘黑闼。这一系列军事活动无疑证明李建成军功显著，是一位合格的统帅。除此之外，李建成对于监国理政也极为擅长，他积极与李渊一起推行“均田令”及“租庸调制”，大力发展关中农业，有效恢复国民经济，为李世民的四处出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太子李建成性格仁慈宽厚，曾多次阻止三弟李元吉对李世民的刺杀行为，对于父亲李渊的打压行为，也是再三求情阻止。可惜的是，李世民并没有感激兄长的仁厚爱护，反而无端生事向李渊告密，还没等到李渊与朝臣处置，自己就以亲王身份“越殂代庖”擅杀兄长，屠戮嫂侄。何况此事又发生在李建成与李元吉与李世民上朝对质的路上，这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举动，恰巧说明了李世民胆怯心虚，不敢与兄长对质于朝堂，自己也的确是在处心积虑地诬陷太子，玩弄诡计以便夺得皇位。
可以说，“玄武门之变”将封建王朝的法制“软肋”彻底展露出来，李世民以弟谋兄当属“大逆不道”，逼父禅位又是“谋权篡位”。然而唐高祖李渊再怎么悲愤伤痛的，也无法问责得到武将集团支持的李世民，事后还不得不对李世民的强权暴行妥协认命，“玄武门之变”也就极大地拷问着中国长久以来的儒家理论与法家学说。李世民杀兄屠弟和逼父退位行为在违背儒家君臣父子之道的同时，显然也不合法家朝纲律法。更可悲的是，深受儒家和法家理论影响的天下大儒，在李世民的强权之下背弃原则，四处为李世民歌功颂德，着实让人无法理喻。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虽然有着长久的法制史，但在封建王朝时期终归属于“人治”。如此“无法无天、祸乱朝纲”的行为，在统治者有意掩盖粉饰下，逐渐被世人遗忘，很少有人会对李世民予以指责。至于儒法礼教观念根深蒂固的普通民众，在朝臣大儒的歌颂下，容忍了李世民“以臣谋君，以子逼父、子弟杀兄”等不忠不义不仁不孝的行为，还将空洞无物的“贞观之治”视作李世民的最大政绩，将其奉为圣君。
殊不知，若非太子李建成仁慈贤德，监国时推行的轻徭薄赋政策，李世民与其众臣未必就能创造出“贞观之治”。假如太子李建成顺利登基，凭借其出色的经济建设才能，在朝臣辅佐下也未必不能创造出又一个盛世王朝。李建成的仁厚之心正是李世民所缺少的，而这也致使其永远也成为不了“千古一帝”——生性淡泊好杀的李世民，晚年却也像父亲李渊一样，目睹众子夺嫡而骨肉残杀，这也许就是因果报应，乃是上天对其弑兄逼父的惩罚。
《新唐书·太宗本纪》《新唐书·列传第四·高祖诸子》《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
